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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◆冲动打赏过后，不少人感到后悔，有打赏经历的刘女士直言：“当时帮着主播打PK、‘约战’，一晚上七八万元出去了。过几天冷静下来，就后悔了，感觉钱是被引导花出去的。”

　　◆在团播行业迅猛发展的热潮之下，规范行业发展显得更为必要，团播打赏问题治理显然是重要一环。

　　随着“喜悦”团体直播（下称“团播”）间不断有用户给“爱豆肖阳”刷礼物，处于榜首的“爱豆肖阳”比榜单第二名主播高出16万的打赏贡献值，这也使得他在表演时持续处于C位（中心位），露脸时长最长。

　　“长风姐姐想看什么，直接跟我说！”镜头外，控场主持人带动团播间的氛围愈加热烈。主持人会根据实时打赏的情况，询问打赏者想看的舞蹈内容，再指定具体主播表演。团播的PK机制意味着用户如果想在镜头里看到某位主播、某个特定表演内容，就必须通过打赏获得。

　　从2018年团播萌芽，到近一年团播流量爆发，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进来，使得在团播间打赏的现象更为普遍。一些团播用户认为，团播表演带来的情绪价值更加突出，因此会频频刺激打赏。与此同时，诸如“如何要回团播打赏”的求助不断出现，一些用户甚至诉诸法律途径。

　　11月12日，记者随机打开某直播平台页面，第一位推荐的是名为“GY—元气girl”的团播间。7名女主播皆身着白色衬衣与牛仔裤，伴随着近期大热的短视频音乐轮流上台表演舞蹈。在屏幕上方，团播间标注着“打歌舞”“钱来舞”“魅力舞”等各类舞种。“GY-元气girl”团播，是当下万千团播的缩影。

　　团播的典型特征是才艺表演，具体来说，团播是指多人在同一直播间表演舞蹈、唱歌等才艺。“央视财经”此前报道，团播通常由4人至8人组成团队，配控场主持人，核心是多位主播互动表演。

　　相比以往的个人直播，PK机制在团播中更能刺激用户打赏。以“喜悦”团播为例，该团播由9名男主播组成，主播们统一着黑色服装，妆造与男艺人接近，主要表演在短视频平台风靡的动感舞蹈。每隔20秒左右，直播间后台“叮咚”铃声便会响起，控场主持人将按照打赏数额排名提醒相应主播在C位跳舞。

　　团播中，守擂式PK也不在少数。当记者切换团播观看时，诸如“攻擂”“守擂”的比赛画面接连出现。这类PK由团播的主播一左一右PK表演，通过用户打赏数额分出PK结果，胜者可以获得持续表演的机会。

　　团播间外，诸如回关、回消息等一对一粉丝维护也给用户提供了情绪价值。网名为“亚丑钺”的网友曾发帖《我为何会在团播里打赏》，帖文内容写道：我喜欢的那个弟弟，总会在开播前找我聊天，我知道他是盼着在开播时我能多给他刷点礼物，听着这些带着情绪价值的话，总觉得“不回点什么说不过去”……

　　冲动打赏过后，不少人感到后悔，有打赏经历的刘女士直言：“当时帮着主播打PK、‘约战’，一晚上七八万元出去了。过几天冷静下来，就后悔了，感觉钱是被引导花出去的。”

　　“打赏退款”线时，某社交平台话题数据显示：线万讨论，线万讨论。相关话题的传播量和讨论度反映出用户对追回打赏的关注。

　　作为直播类别之一，与团播相关的打赏维权也已出现。记者注意到，有些团播用户甚至诉诸法律维权，希望追回打赏，但如愿者甚少。记者查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，从2024年至今年10月，共有6件请求追回团播打赏的民事诉讼纠纷，均未获法院判决支持。

　　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分析，用户追回打赏成功率低，主要原因是打赏行为多被认定为自愿消费或赠予行为，仅例外情形才可撤销。随意支持追回打赏可能会破坏契约精神，影响行业生态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进一步说明可追回打赏的情况：“第一，打赏人是未成年人；第二，打赏人陷入团播的诈骗陷阱，比如承诺返利、高额回报，团播成员如果没有履行承诺，可能涉嫌欺诈；第三，团播存在违法行为，如擦边、涉黄赌毒，导致直播间被封，打赏人可以要求平台返还打赏。”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在追回团播打赏纠纷中，控诉主播以恋爱关系引导打赏的案件占了三分之二。如在熊某诉张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，打赏者熊某与主播张某在直播间相识后互加微信，熊某共刷礼物打赏70余次。熊某称，在微信沟通中，张某一直采取暗示、引诱、鼓励的方式诱导其消费、打赏，甚至在一次直播活动中请求粉丝为其进行大额打赏。

　　此外，直播平台也成为打赏者追回打赏的对象。上述6起案件中有3起涉及直播平台被诉。如在刘某与北京某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，刘某起诉主播与直播平台，要求退还其在平台打赏充值的费用共计27万余元。但法院以团播打赏行为属于消费行为，且刘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、自愿使用直播平台充值打赏等理由驳回诉讼请求。

　　事实上，法院在审理上述6起案件中存在共同点：在打赏行为上，法院认定其为消费行为；在打赏自主选择性上，法院认定成年打赏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要对自身消费行为负责；在打赏金额追回上，法院认定团播中主播获得的打赏，建立在团播团队分成的基础之上，与打赏者所要求追回的打赏数额并不对等……

　　记者在梳理相关判决文书时，发现部分判决事由折射出的问题，可能给团播打赏问题治理带来挑战。

　　问题之一是主播引导打赏时，存在依靠虚假恋爱关系逃避法律责任的可能。以宋某诉王某赠与合同纠纷案为例，2023年，宋某与主播王某在直播间相识后，建立恋爱关系。宋某诉称：恋爱期间，王某多次要求其在直播间刷礼物或打赏，自己出于对王某的信任及恋爱关系，给她打赏“钻石”（用户在平台充值的虚拟币）17.3万余元。后因自己无法继续满足打赏要求，王某就以各种理由提出不再联系并拒绝沟通。分手后，宋某主张返还打赏，法院判决未支持其诉讼请求。法院认定，宋某的充值、打赏行为属于网络消费行为，其通过打赏已经获得直播互动、情感满足等对价服务，且宋某无论是应王某要求，还是为维系感情需要的行为，都属于恋爱正常交往范畴，不予支持返还打赏。

　　对此，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印波分析，存在恋爱关系并不必然排除刑事或民事责任。若主播以欺骗手段诱导大量支付打赏，可认为存在诈骗故意，仍可构成民事或刑事上的欺诈和诈骗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证明诈骗故意比证明一般消费关系更难，这也形成团播打赏问题治理的难点。

　　问题之二是直播平台凭借提醒“理性消费”逃避追责。记者发现，在上述6起案件中，有涉案平台凭借已“提示告知”未被追责。

　　以刁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为例。2024年，刁某认为该直播平台主播恶意诱导打赏，要求与平台协商退款。庭审中，直播平台提供了用户服务协议、“钻石”服务协议及几张直播平台截图作为证据。涉案截图内容显示，平台在用户充值打赏前后设有相应提醒。如用户进入直播间时，主界面弹出提醒：如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以不当方式诱导打赏、私下交易，请谨慎判断，以防人身财产损失；用户充值打赏时，支付界面上方显示：平台倡导量入为出，理性消费，等等。法院判决认定，直播平台提供了相应服务，并在充值过程中多次提醒用户理性消费，尽到了合同履行义务和告知提示义务，不存在刁某主张的诱导充值行为，不予支持返还充值金额。

　　对此，印波表示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，现行制度下存在平台监管义务偏低、以“提示告知”替代实质性防控的现象。若监管或法律未进一步明确平台的积极防护义务，平台确有“以提示免责”的空间。

　　《2025中国网络表演行业团体直播业务现状与发展情况分析报告》显示，团播2025年日均开播房间数约8000个，同比增长超20%，预计今年营收将突破150亿元。

　　在团播行业迅猛发展的热潮之下，规范行业发展显得更为必要，团播打赏问题治理显然是重要一环。

　　相关治理中，规范主播行为是关键。朱巍表示：“对于团播，MCN机构对主播的话术培训要进行前置性监管，比如以恋爱引导打赏的行为违反商业道德，不应出现。另外，应当引入信用监管。一旦主播被投诉，相应信用等级应当降低，不应给其提供更多流量。同时，要让用户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信用可视化标志，判断主播的信用程度，以此理性打赏。”

　　对于当前诉讼案件中反映出的用户举证难、平台可能逃避责任等治理问题，赵占领指出：“用户若想有效维权，需保存完整交易和沟通证据，及时向平台投诉或寻求消协、市场监管部门帮助。若要避免平台钻空子则需强化立法，明确平台实质审核义务如监控主播行为，并禁止不公平条款；司法应严格审查‘提示’的实际效力，而非形式采纳。”

　　“治理团播打赏，需各方协同。除了平台和用户，监管部门需要完善规则与巡查；公安机关要强化网络侦查，及时发现线索；法院需统一裁判尺度，明确团播打赏相关违法犯罪定性。同时推动网信、公安等跨部门数据共享协作，构建预防与惩处并重的治理体系。”赵占领总结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