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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被告人W某、Z某、A某为牟取非法利益，共谋通过转账、提现和购买虚拟币等方式为他人转移犯罪资金。

　　三人分工明确，W某提供资金，通过A某购买虚拟币交给上线作为保证金，再由W某、Z某向他人收购大量银行卡，提供给上线用于接收犯罪资金。

　　当犯罪资金存入W某等人提供的银行卡后，上线通知W某等人，W某等人即安排他人在多个银行取现，在抽取到账资金10%-15%的提成后，将其余资金购买虚拟币转移给上线。

　　法院认为，以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W某、Z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三万元；判处A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二万五千元。

　　很简单，上线的涉案资金来自电信网络诈骗，并不属于毒品、黑社会性质、恐怖活动、走私、贪污贿赂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、金融诈骗这七类洗钱罪的上游犯罪。

　　有人说，两罪的客观行为也存在区别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主要是藏匿、改变赃款的地点或状态，而洗钱的行为是转换资金的来源或性质。

　　这一观点有失偏颇，无论从刑法条文还是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与洗钱罪，是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，前者的犯罪对象泛指所有赃款赃物，而后者的犯罪对象限于法定的七类上游犯罪，因为这七类上游犯罪的赃款数额往往很大，需要克以专门的刑罚。

　　但在具体的实行行为上，两罪的本质是一样的，即“掩饰、隐瞒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，而“掩饰、隐瞒”既包括掩隐罪中的“窝藏、转移、收购、代为销售”，也包括洗钱罪中的“转移、转换资金的来源或性质”。

　　比如，明知是赃款而窝藏、转移地点，是一种常见的藏匿手段，但其并未改变赃款本身的状况或性质，赃款还是那个赃款。

　　而明知是赃物而收购或代为销售，实际上就是将“赃物”转换为形式上合法的“钱”，彻底改变了赃物的性质，就是妥妥的洗白、漂白行为。

　　在本案中也一样，上线的涉诈资金流入W某等人提供的银行账户，再被提现用于购买虚拟货币，赃款变成了虚拟货币，钱变成了数字代币，也是彻底转换资金性质的“洗钱”行为，但由于上线资金不属于七类上游犯罪，故不能定性为洗钱罪，而是以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。

　　关键在于“主观明知”，本案中W某等人对上线的资金性质是“确切知道的”，基于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，而以提供银行卡、帮助转账、取现、购买及转移虚拟货币的方式，将涉诈资金转换为虚拟货币，从而帮助上游实现掩盖赃款来源和性质的目的，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。

　　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“明知”，是一般概括性的知道，即“概知”，对所涉资金与上游犯罪关联性的认知程度相对较低。简单地说，行为人大概知道钱可能来路不正，但具体与什么违法犯罪活动有关是不清楚的。

　　实务中，从单一维度判断“主观明知”是不现实，也是不严谨的，因为“主观明知”属于心理活动，除非当事人自己明说，否则难以直接、准确地判定。

　　往往还是要根据客观行为来推定主观状态，如果当事人多次或使用多个银行账户帮助他人转账、取现、套现，或利用虚拟货币转账、套现、取现，或通过非法支付平台、跑分平台转账、套现、取现，或收取明显高于市场行情的手续费，或经常隐蔽上网、加密通讯软件沟通，或刻意在秘密地点、非常规时段交易等，都可以推定当事人对所涉资金的性质系“确切知道”，进而以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定性。

　　既然认定为“确切知道”，那么根据最高法《关于审理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条第二款，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采取窝藏、转移、收购、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，如居间介绍买卖，收受，持有，使用，加工，提供资金账户，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、金融票据、有价证券，协助将资金转移、汇往境外等，应当认定为“以其他方法掩饰、隐瞒的”。

　　案例中，W某等人明知是上线资金涉诈，而协助提供银行账户，并将资金取现后转换为有经济价值的虚拟货币予以转移，故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。

　　从最终量刑来看，W某等人的刑期均在三年以上，表明本案属于“情节严重”（掩隐总额达到10万元），适用掩隐罪的法定升格刑（三至七年）。根据相关量刑指导意见，量刑起点为3年~4年，涉案数额每增加3万元，增加一个月刑期，结合涉案数额40万元的事实，基准刑为三年十个月，综合W某等人的从宽或从严情节后，最终确定为三年六个月和三年三个月不等。